力 量、冲劲与速度当然是马的特点,其俊逸的姿态与优雅的气度同样令人着迷。马象征冒险精神和对自由的向往,天生就应该在辽阔原野上恣意奔驰。然而,人类对马的钟爱之情远超马本身的实用价值。自远古以来,马的身影在艺术品中随处可见,印证马匹勇往直前的进取气势和形象。早在公元前15,000至17,000年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中,马已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。而在中国文化中,马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七,属马之人往往被赋予忠诚可靠、精力充沛、魅力十足且善于交际的性格特质。
载于埃斯卡纳齐,薛好佩整理,《中国艺术品经眼录:埃斯卡纳齐的回忆》,伦敦,2012年;中译版,上海,2015年,2017年再版,图235。
正因这些珍贵特质,马备受推崇。无论是身披华丽鞍具,抑或以本真示人,其高贵与尊严的形象始终活跃于宫廷艺术之中。唐朝(618 – 907)是重视马政的时代,马与唐代帝国的军事力量和治世雄心密不可分,也是当时绘画和雕塑中相当受欢迎的主题,象征着大唐盛世的国际视野、雄厚国力和精英阶层的品味。
元代画坛巨匠任仁发(1255 – 1328)传世极罕之作《五王醉归图》,描绘后来成为唐代在位时间最长君主的唐玄宗李隆基,与四个兄弟夜宴后策马回宫的情景。画卷中马儿眼神灵动,烘托着骑队的喧闹气氛,安然载着纵饮狂欢后的一众王爷归家。八匹良驹毛色各异,井然有序地鱼贯前进,与马背上东倒西歪、欢乐嬉闹的骑者形成强烈对比。画中人相处温馨愉快,表现了即将继位踏上权力高峰的李隆基,在被治国重任占据人生之前,与兄弟手足共度良夜的珍贵时刻。
最重要的是,马迸发强大力量。当统治者和精英阶层与马并列时,马便成为了威权的延伸,象征一种受控的力量。正如治国需要秩序、品性修养与道德威信,一匹血统纯正兼训练有素的骏马,正正象征有能力为子民带来繁荣稳定的统治者。
马素来是中国艺术中备受推崇的题材,在宫廷艺术中尤其常见;它们既是艺匠水平和技术的标竿,亦是承载创意想像的载体。以马为题的作品中,最负盛名的要数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于1728年为雍正皇帝绘画的《百骏图》。此作长逾七米,绢本水墨设色,完美展现清代宫廷画家在尺幅与技法上所达到的恢宏高度。画中群马千姿百态,或在河畔静卧,或骁腾疾驰。郎世宁巧妙地将山水景观的地平线定于画卷三分之二高度的位置,形成横向连续的地面空间,营造具有深度的平远效果。虽然此作成于雍正年间,但雍正皇帝未及御览;直至1735年乾隆皇帝御极,才将之奉为神品,编入《石渠宝笈》,成为清宫艺术的瑰宝。
目光转向西方,君王与军事将领的骑马肖像,一直是宣示权力的有力工具。统治者从马背上的高视点俯视人民,迫使观众仰视眼前画作,从而产生敬畏与臣服之感。这种视觉策略可见于十七世纪安东尼・凡・德克爵士为英王查理一世绘制的骑马肖像,以及十八世纪弗朗索瓦・吉拉尔东为法王路易十四创作、至今仍耸立于巴黎旺多姆广场的铜像。
然而,马亦有反面的寓意:马生性刚烈,统治者若有不慎,随时可能狼狈堕马。 1909年,意大利雕塑家保罗・特鲁别茨科伊创作了一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铜像,身形臃肿的沙皇骑着一匹正在猛力蹬地的犟马。当时便有人将此解读为一种不祥之兆,暗示八年后俄国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。
提到力量,就不得不说马在战争中的角色。事实上,在人类文明的悠长历史中,马一直是各地战场上的作战主力。 1812年,拿破仑起兵攻打命途多舛的俄国,他的作战风格和进攻速度,与公元前55年凯撒大帝远征不列颠时如出一辙:指挥官策马扬鞭,辎重车马与骑兵部队浩荡随行。统帅骑着高头骏马身先士卒,是军队中不可或缺的象征。在莎剧《理查三世》中,理查三世在1485年的博斯沃思战役中失去战马时,绝望高呼「马!马!拿我的王国换一匹马!」观众一听,便明白此刻失去坐骑的国王已经一无所有,更遑论保住江山。
当然,马并非帝王将相的专利。在上流社会乃至后来兴起的中产阶级中,马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,暗示着土地所有权、仆役环绕的生活,以及享受狩猎或赛马等休闲活动的特权。法国画家让・巴蒂斯・乌德里(1686 – 1755)和英国画家亨利・托马斯・艾肯(1785 – 1851)等,经常在作品中深入探讨马匹、贵族阶级与休闲生活之间的关系。
凭借与生俱来的独特魅力,马很快便成艺术经典中的主角。乔治・斯德布(1724 – 1806)是欧洲最著名的马画家之一,他经常描绘无鞍的单马,纯粹展现其雄健体魄与蓬勃生命力。他的名作《哨子杰克》(约1762年作)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,画中罗金汉侯爵饲养的赛马近乎真马大小,在素净的背景下,这匹栗色骏马成为唯一焦点,光芒万丈,仿佛要从画布中奔腾而出。
《哨子杰克》的精神与中国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妙,两者皆颂扬马的生命力与精气神。在徐悲鸿的笔下,马所承载的精神成为作品的主体,矫健壮实的骏马活力充沛,呼应作为生肖马年的吉祥寓意。徐悲鸿以水墨写马,将之视为自然界的生灵,马背弓起的脊梁犹如山峦起伏,表现与传统山水画一脉相承的雄浑气魄。
其他中国艺术家亦喜将马置于自然之中,刺激观众对冒险和无限自由的想像。这类意象引领我们想像一个前工业时代的乌托邦,那里的事物简单纯粹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驰骋的快感至高无上。法籍华裔艺术家常玉(1895 – 1966)沿袭这种绘画传统,结合中国传统笔墨和西方现代主义,捕捉马匹的神韵形态。他的作品运用流畅有力的线条和简化的造型,着重展现马的活力和优雅,而非强调写实的细节,留给观者无限的想像空间。
现当代艺术家拥有一座巨大的马匹艺术史宝库。马的社会和历史象征意义,与它的优美形态所带来的创作空间,在当代艺术中碰撞出新的火花。从印度大师M・F・海珊奔放率性的笔触,到林飞龙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立体派作品,乃至巴布罗・毕加索大胆的陶瓷创作,马成为了二十世纪众多艺术巨匠反覆吟咏的主题,历久弥新。
对部分艺术家而言,马更是其艺术宣言与标志。在德国艺术家弗朗兹・马克(1880 – 1916)的代表作《蓝马1号》(1911年作)中,马背的蓝色弧线呼应周围起伏跌宕的山丘,风景游走于抽象边缘,展现出一种艺术上的共生关系。马克是「蓝骑士画派」的核心人物,而这个运动的命名,正是源自瓦西里・康丁斯基(1866 – 1944)的一幅马匹画作。
马年伊始,人类面临各种新发明的出现,我们的生活即将彻底改变,开辟时代所需要的技能也有所变化。正如马也曾面对巨大的挑战,随着全球日益城市化和工业化,大众追求速度的快感已转移至汽车之上,昔日农业与战争中的主力已被机械取代。然而,马的精神遗产延续至今,且魅力不减当年。譬如汽车产业,至今仍以「马力」衡量引擎;福特野马这类经典跑车,以及法拉利和保时捷等追求极致速度的品牌,均将跃马置于品牌标志的中心,作为速度与激情的永恒图腾。
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画布之上,马那股无拘无束的力量始终闪耀。它永恒且势不可挡,寄托着我们对友伴情谊、同理心、冒险精神与力量的无限向往,在新的时代继续奔腾。